“中國縣城以上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共有3000座，每一座城市都變成了高樓大廈的樣子。可是，中國文化在整個中國的城市中，已經徹底崩潰了，只剩下一點渣滓。”著名建筑師、2012年普利茲克建筑獎獲得者王澍在2016年“TEDx上海”活動中，呼吁城市向鄉村學習。他說，他對中國的城市傳統文化的恢復感到悲觀，但是中國的鄉村文化還有可能搶救。
以下是澎湃新聞摘錄的王澍演講內容
我出生在新疆，但是我的童年是在北京的胡同里度過的。2012年五月的某一天，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了普利茲克獎。我在拿到了那個獎之后，讓一輛專車跟著我，一直開到我小時候住的這個胡同，就是我的家，當時我的這個家正在被拆除。原來我記得它是個歷史保護區，但是為了一個更加高大的目的，國家要在這修一個新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，這個太重要了，所以我們家就被拆了。
另外一個背景是，其實我獲獎的時候，中國的建筑界是比較震驚的，因為在那之前我在中國基本上是一個邊緣建筑師，另類建筑師，總之是一個奇怪的人，跟大家都不一樣的人。我忽然獲獎，大家覺得眼鏡掉下來。為什么他獲獎？這件事情很奇怪，因為他太不正常了。
當時有人說，你獲得了普利茲克獎，是不是能讓人不拆你的家？我說你想多了，你把這個獎想得太重，它沒有這個功效。那么對我而言，這件事很重大，因為它讓我跟自己童年的生活，自己曾經的一段歷史，跟北京這個城市的聯系就此中斷。我和這個城市，在這個房子被拆掉的那一天起，就沒有任何真正的聯系了。
中國縣城以上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共有3000座，每一座城市都變成了高樓大廈的樣子，我們大概覺得自己已經超越了美國。可是，中國文化在整個中國的城市中，已經徹底崩潰了，只剩下一點渣滓。
中國人要的未來到底是什么？你跟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？曾經深愛自然的一個國家，怎么會走上這樣一種方向？在這樣巨大的高樓大廈之下，普通人的那種卑微的日常的可愛的小小的生活還有沒有價值？我覺的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問題，這也是為什么我會選擇呆在杭州。
杭州人喜歡說杭州是一個什么樣的城市？——“半邊山水半邊城”，也就是說中國人對城市的一個基本的看法是，建筑只占一半，還有一半應該是風景，兩個加在一起才是一個城市的概念。
在過去的20年里，杭州擴大了10倍，也就是說現在城市的建筑和西湖的比例是10:1。當然我們還是幸運的，至少還有個西湖，如果沒有西湖存在的話，我想我就要逃離這個城市，我要找一個我覺得可以住的地方去。
中國人一直有一種幻想，認為中國的文化在城市里毀滅之后就可以到鄉村去找。這是我們的一個傳統，每一次城市被毀滅之后，我們就到鄉村去把我們的傳統找回來，把我們的那種對自然的感受找回來，把我們的手工藝找回來，把我們生活里中國的那種味道找回來。
那么找的回來么？浙江的鄉村有4萬個，在過去的10年里被徹底拆毀的有1萬個，剩下的 3萬個里面被列入保護名錄里的只有1000個，也就意味著剩下的2萬9千個都可以隨便拆，每天都在拆。
所以這是個問題，我們想象的那個羅曼蒂克的鄉村還在不在？在過去的10年里，我帶著我的工作室，我帶著我的學生，在整個浙江省進行調查。中國很大，我覺得浙江省就已經很大，我們先把浙江的事情搞清楚。
如何在當代中國現實中，重塑鄉土的文化身份？城市化是否是唯一的發展出路？這里面是有一些問題的，我對這個事情一直是有疑問的，我們一直講城市化，我們想象的全世界都是一樣的，結果回來發現，只有中國是這樣的。那么傳統到底還有沒有價值？我們看到那種自然的、生態的（東西），對今天到底還有沒有價值？傳統的建筑都是手做的，在今天全部用機器的時代還有沒有可能？
我想走的一條道路，我稱之為充滿差異性的更親近自然的道路。因為最可怕的是搞出一種新的中國風格，又是一種概念化。因為真正中國的東西是非常豐富的，非常有吸引力的。當然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城市，因為城市在中國太強勢。
圖為中國美院象山校區
我們在杭州做的中國美院的象山校園，我稱之為一個試圖用鄉村影響城市的實驗。我們這個校園使用的全部是回收的舊的材料，當時我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當整個城市都在拆除傳統建筑的時候，那些廢料，那些曾經那么優美的，充滿了尊嚴的，文化尊嚴的東西，像垃圾一樣成山的堆在那里，總要有人做點什么，要面對這個問題給一個答案，這就是我們做的。
我們在整個校園里用超過800萬件回收的磚瓦石等舊材料做這個校園，這個過程非常艱難，我們做的過程從2002年持續到2013年，11年間我隨時處在崩潰的邊緣。這個工作的壓力無比之大，幸虧我有我的太太，在最艱難的時刻一直支持我，跟我們一起，我們有四年每天都是凌晨三點鐘以后睡覺，我們有四年住在旅館里面沒有回家，就是為了做這樣一件事情，而且幾乎沒有收入，學校沒有錢，我們幾乎是免費的。
我們從鄉村學到這么多東西，其實我一直想到這么一個問題，中國的鄉村需要搶救。中國的城市傳統文化的恢復，我個人認為是相當的悲觀，幾乎沒有可能。我對中國所有的城市都處在絕望的狀態里，但是中國的鄉村文化還有可能搶救，它不是在那里好好的，而是天天都在崩潰，如果你不搶救，10年之內就不存在了，全部消失，中國文化在這個地球上就不存在了。
我們從2012年開始，一直到現在，做的一個工作就是在杭州旁邊的富陽做的一個村子，這個村子也是很有趣。我們在富陽做了一個全縣調查，300多個村子，列入保護名錄的只有一個村子，剩下的290多個都可以隨便拆。
那么真正還有多少個村子值得保留？我們去做了個調查，后來發現，還有一點點傳統東西的村子，也不過剩下20多個。其實是一個非常慘的狀態，我們后來選擇了文村作為啟動點。這個村子沒有被列入保護名錄，我們的專家認為它沒有任何保護的價值。但是在我眼里它就是有價值，因為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村落都有它的價值，每一群人生活在那里都有他的價值，你不能說沒有價值。
我給文村起了個外號——“半殘村”，基本上老房子只剩下不到一半，剩下都是新房子。你用什么辦法能把這個半殘廢的村子給救回來？這20來個村子我認為可以做，因為一個生命你要是高明的大夫你還能把它給救回來。剩下的280個村子在我眼里我真的沒辦法。我醫術再高明，他們已經死了，我救不回來了。這20多個村子，我們想把它救回來。
我們當時到村里，村里有個新的地，他們做了個規劃，要造15棟新的農民的大house（房子），他們夢想著像美國人一樣的生活，要做15個大house（房子）。我當時看了之后就跟他們聊天，我說我們不能這樣浪費土地，我們的前輩都知道我們的土地很緊張，我們看一下我們原來的村子的做法，這個做法太奢侈了。所以我們啟動了這個工作，想辦法幫助他們。
我們進入后，試圖能夠找到一個不同的做法。很多人說他應該怎樣解決這個問題，其實向自己學習就能發現很多道理。你看這是老的村子，密度多么高，因為土地非常的緊張，不允許那樣奢侈的使用。
按照這樣一個老的肌理我做了一個重新的設計。你看這個地，我做了24戶進去，15戶可以做到24戶，而且是疏密有致，感覺是從老的村子里自然地長出來，是做的到的。所以這個時候你就體會到建筑學的力量、設計的力量。
我是個很傻的建筑師24個農居我設計了八種，每八種又設計了三種變化，所以就設計了24種。任何一個建筑師用商業利益去計算，都不能這樣做，因為你必虧無疑，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當你面對這樣一個生命，完全是另外一樣的想法。
中國人的生活里，沒有了院子，有和沒有完全不是一個概念。第二，你的祖宗在哪里，我們中國人一進門有一個堂屋，你的祖宗在哪里，這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宗教，一個信仰。如果現在你去看新的農民的房子，沒有院子，沒有堂屋，祖宗都不知道在哪里。所以我們新做的房子必須堅持，祖宗堂屋，當然還有別的，比如我廚房做的很大，我希望他們還能用傳統的方式燒飯。
當然做到現在為止，做了四年了，做了一塊新村，老村只做了一半。我們做得很慢，我認為這個東西不能快，快了要出問題。我們看一下，前后的變化，這是改造之后一點點微妙的變化，顏色你可以看到，回去了。
圖為文村新民居
這個是我們做的一個夯土的新民居，當時很多人說，農民不可能接受的，絕對不可能接受的，我們當時做的時候，2013年的時候，很多農民是抵觸的，反對的。當地的政府壓力也很大，村長、書記壓力都很大，大家都說這些房子農民到底能不能接受，現在去參觀的人很多，但是到底農民能不能接受。
今年春節之后村里面開了個會議，農民分我們設計的新房子，這就是個檢驗。他們第一批有13戶獲得了選房的優先權，村里給他們兩個選擇，一個是在我們設計的房子里挑一棟，第二村子里還有一塊地農民可以去那自己造。兩個選擇自己選，我感覺很好，必須要給人選擇。最后的答案是，13戶農民有12戶選擇了我們設計的新房子，有一戶選擇自己造。
更讓我高興的是前兩天，我們美術學院的一個教授跑到我們村子里看，他說你的設計我看了，農民居然把燒柴的土灶又砌在你設計廚房里，這是你想的么？我當時非常高興，我說這就是我想的，我當時把這個廚房設計的比城里大的多，我就是希望有農民做這樣的事情，把土灶砌回去，傳統的柴燒的飯的味道才會出來，城里人不知道，山上的柴，雜木要定期清理的，不清理的話山里的植物不能夠很好的生長。所以砍柴和燒柴在一定的范圍內是必須的。這才是我想知道的一個結果，更重要的是這些老人們能夠輕松地開心地坐在那里，我們的工作沒有打擾到他們的生活。同時你發現，他們多了一樣東西，他多了一份對這個村子的自信和驕傲。
文章來源：澎湃新聞網